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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尚进:从世界到中国,注重利益共享与分配

发布时间:2022-02-25     


小鸟文学:2021年12月11日是中国入世20周年,回看这20年,你觉得中国入世改变了什么,还有什么需要改变但没改变的?

魏尚进:中国入世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多重重要性,有些比较明显,有些重要性很大,但不一定明显,所以按照我的理解讲五方面的变化。

第一个变化,为了准备入世以及入世后实现入世时的允诺,中国大幅度降低了进口壁垒。造成企业竞争增加,老百姓可买的产品种类增加、质量增加、而价格下降了,这些相当于提高了实际收入。

第二个变化是入世让中国的企业把更多的产品可以卖到国际市场。如果中国企业只能在国内市场销售的话,每个企业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就无法发挥,产品卖不出好价格。但把低劳动力成本生产出的产品拿到世界市场上,与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企业的产品进行交换的话,就能拿到比原先高很多的价格。这是中国家庭实际收入提高的第二个渠道。

第三个变化,中国通过入世,经济更加市场化,很多经济管理规则更加透明。具体来说,在争取入世时,很多跨国公司抱怨中国到处都是暂行规定,还有一些规定不成文。在中国运作的跨国公司或者对中国市场出口的企业,常被告知有些做法不符合规定,但它们说,听都没听过这些规定。所以在中国争取入世过程中,其他国家贸易官员要求,任何影响企业经营的条规、法规都应该有统一的地方大家可以容易看到。如果要改变规则,最好让公众或者企业参与评论。

这不是我们原来的行政方式,但别人将其作为中国入世的要求,那就做吧。既然要做,不会只针对跨国公司,那就改革为让影响所有企业运作的条规都公开透明,这个做法到了如今数字时代就变成法规在网上可以查到。这个做法虽然最初是跨国公司通过本国政府贸易代表对中国入世谈判提的要求,但是最后结果让中国所有企业都受益,其中最大受益者是民营企业。入世以后,中国经济增长中70%的增长来自于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面临的管理规则更加透明清晰了。

第四个变化,入世要求的所谓降低壁垒,不仅仅针对制造业产品,也包括服务业的开放。以金融服务业为例,从当时仅有国内金融机构变成承诺三年之后开放外国证券公司、投资银行业务,五年后逐步开放商业银行业务等。这些开放反过来促进了国内的金融改革,使老百姓与国内企业能享受到的金融服务的种类与质量都有了大幅提高。

第五个变化是中国数字时代的到来为入世创造了重要的条件,而这一点许多人不一定认识到。中国今天引以为豪的电子商务、数字金融之所以能够达到世界领先地位,背景之一是中国加入WTO,奠定了这些行业的发展。因为数字时代成功企业里有很多非国有企业,比如阿里、腾讯,这些企业的企业家的重要特色是年轻、有闯劲、有思想、有想法,但缺乏创业需要的大量资金。他们去银行借钱,银行不会借,因为他们没有可抵押资产。

为什么这些企业最后能诞生并成长呢?重要原因是在加入WTO时,金融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要求中国开放金融服务业,比如美国就要求中国全方位开放金融服务业。中国对国内的商业银行是否能适应与国际大银行的竞争比较担心,要求把过渡的时间表拉得长一点,能晚开点就晚开点,能少开点就少开点。

但是,当美国与别的国家要求中国开放私募和风险投资行业,中国一下就答应了。因为在当时的中国,没有私募和风险投资公司。答应的后果之一就是一大堆数字经济公司的人可以通过国际私募和风险投资基金得到融资,从而发展起来。今天,数字经济对中国经济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疫情暴发以后,数字经济是支撑老百姓生活的一个重要维度。

从这几个方面来说,中国经济今天的很多成就都可以和20年前加入WTO挂起钩来。改革和开放成就了中国经济,老百姓的收入水平增长了好几倍。中国经济接下来还有继续改革、继续开放的空间和必要,国内的讲法是供给侧改革,其中包括服务业开放。把这些事情做好,可以为中国接下来保持中高速的发展继续提供支持。


小鸟文学:如今,中国是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但是2018年以来持续至今的中美贸易摩擦,引发了许多对自由贸易和全球化退潮的担忧。其中,中国制造对美国白人蓝领的冲击是讨论焦点,许多人都认为这能解释特朗普2016年的上台。但是,你的研究表明,其实中美贸易使得75%的美国工人的实际工资有所增长。能不能再讲讲该如何理解这种认识偏差?

魏尚进:中美贸易对美国的影响,有些是直接的,容易被人关注到,有些是间接的,或许不太受到关注,但间接影响可以很重要。具体而言,直接影响是说,比如美国企业从中国每多进口一吨钢材,美国钢厂可能就要少生产一吨钢材,所以从中国进口的东西越多,与中国企业相竞争的美国企业生产就要萎缩。它们订单少了,就会少雇工人,或者已经雇的工人工资上涨也不快。这是大家经常提到的一个讲法,中美贸易对美国经济,特别制造业,造成很大负面冲击,这个被称为“China Shock”(中国冲击)。

但这样的分析其实很不完整,因为它忽略了今天中美贸易里的两大块。一个是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很多产品不是放在货架上卖的商品,而是零部件,就是所谓的中间产品,比如手机、电脑、电器等产品的许多零部件都从中国来。美国企业通过进口中国性价比较高的零部件,由此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增加全球竞争力,从而雇更多美国工人,给他们涨工资。这些企业的生产规模、利润也会上去,供应链也赚钱。这个间接效应对美国的就业与收入都是正的贡献。

还有一个被忽略的方面,美国对中国的出口虽然没有美国从中国进口的量那么大,但增加值很快。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增长率在过去20多年要快于美国对绝大多数其他国家的增长率。美国的出口显然对美国企业和工人有好处。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对中国还有不在商品贸易里统计的服务行业出口,而且美国在服务行业的出口总是大于美国在服务行业的进口,比如中国很多上市企业用到的投行、律师、咨询、会计师事务所服务里有许多美国企业。这些出口机会给美国带来了高收入的就业。

美国和中国做的生意里还有很多不以贸易形式反映出来,比如今天很多美国汽车公司卖给中国居民和企业的汽车数量要大于它卖给美国居民和企业的汽车数量。但是,因为这些企业是在中国设厂、制造、售卖,所以大量销售并不体现在美国对中国的出口。有人会说,也有中国企业在美国设厂,然后直接卖给美国居民与企业。这话没错,但在美国的中国企业数量要远远少于在中国的美国企业数量,所以这方面也对美国有利。

这几个方面,前一个是产业链,通过进口中国零部件,让美国下游企业提高效率,增加效益;后一个是出口,加上通过美国在中国的投资,做大生意。这些增加美国收入的渠道对美国多半民众比较间接,尤其是产业链作用很大,但老百姓不一定能感觉到,政客一般也不会去宣传,媒体也不一定报道。我猜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当一个美国企业要解雇工人时,老板往往会对工人说,对不起,解雇你是因为我们国家从中国或者其他国家进口太多东西,冲击太大。反过来,当这些企业由于进口中国性价比较高的零部件,扩张规模,新雇佣工人时,老板往往不会说让我们一起谢谢中国,而会说我们公司的成功是我有本事,才会增加雇佣工人。

这样的不对称性造成多半老百姓的对中美经济关系对美国影响的理解比较片面,然后媒体上的讲法也有偏差,当经济不好时,它会想到进口和本国经济不好的联系,但在哪些行业发展比较好时,往往不反过来做与国际贸易的联系。这种不对称认知造成很多老百姓在感觉上说,和中国做生意很亏,收入受负面影响,而不是从事实上看,收入总体来说是正面的影响。


小鸟文学:如果说中国入世是深度融入全球化,但在2001年前后,从1999年的美国西雅图到2001年的意大利热那亚,也有许多反全球化的抗议行动。你怎么看待他们的做法?

魏尚进:反全球化的现象很普及,我们可以不断看到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有三大原因,第一大原因,像我刚才讲的,一个国家和别的国家有经济交往,有人吃亏,有人受益,但大多数人实际上是受益的。不过,受益的人不一定知道他的受益与全球化有关,但吃亏的人往往知道他吃亏与进口可以挂起钩来。他知道钢厂解雇工人是因为国家进口的钢材太多。另一方面,媒体不断在渲染后一种联系,强化了这样的印象,美国很多行业衰退是因为进口太多,所以这个认知的不对称性也是全球化抗议活动很多的原因之一。

第二大原因,全球化可以把一个国家的饼做得更大,但并不能自动保证每一个人拿到的份额一定变大,有些人群可以从全球化中受损。所以这里有利益分配是否平均的问题。一般来说,企业老板很喜欢国际化,尤其那些属于本国比较优势行业的企业老板,能从企业扩张里受益,而且不光是我可以在世界更大市场上卖产品,而且可以通过在国外设厂这件事情作为威胁,跟国内工人说,我不能给你加太多工资,你如果工资要求提太高,我就把工厂搬到国外。这样,很多工人更加觉得全球化是便宜了老板,对自己没有好处。

这背后反映的情况是很多国家即使由于全球化把饼做大,很多人也从全球化中受益,但是不少人从全球化中吃亏,如果社会没有解决弱势群体饼变小的问题,他们就会反对全球化。如果我能够通过选择一个反全球化政客的途径,那我就选他,比如特朗普;如果我没办法通过选政客的途径,那我就上街游行。

第三大原因,全球化那些比较强烈的反对声音或者抗议行动,往往反映了所在国家教育制度的失败。为什么这么说呢?在全球化过程中往往是教育水平比较高、技能通用性比较好的人群会受益。因为全球化往往造成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发生变化,有些行业萎缩,有些行业扩张,扩张的行业工资涨得很快,萎缩的行业当然工资在降。一般来说,教育水平比较高或技能通用性比较好的人,换工作相对容易,而那些教育水平与技能比较落后的人群,往往比较难适应经济结构变化,所以反全球化也意味着教育制度不太成功,没让更多人掌握比较好的技能。

对政客来说,要改革教育,不光要投资,而且要跟老百姓说,不能适应新的工作机会是因为没有足够刻苦地学习,这比较难,选民不太愿意听。所以能赢得选民支持的政客会讲,我们国家全球化做过头了或者别的国家对我们有什么不公平做法,这样选民比较容易接受。这种也会强化反全球化声音,造成很多国家有反全球化的抗议行动。


小鸟文学:关于反全球化,我想起哈佛大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的著作《全球化的悖论》。他在书中阐述了一个“三元悖论”,认为经济全球化、国家主权、民主三者不能同时成立,最多取其二。也就是说,选择经济全球化和民主,则国家主权受抑;选择经济全球化和国家主权,则民主受抑;选择国家主权和民主,则全球化受抑。这个说法很有意思,在中国也很有影响,不知道你怎么看?

魏尚进:我第一份工作是在哈佛肯尼迪学院,所以Rodrik是我的同事。他很有独立思想,有一定概率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提出经济全球化、国家主权以及民主选择往往不能同时兼得,注意到这些不同维度之间的冲突,非常重要,引人深思。

但是,这个讲法我觉得不太全面,这跟我们前面讲的反全球化分析可以挂起钩来。换言之,多半国家反全球化声音很强的重要原因是这个社会没有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方式,让饼做大以后,很多人受益,但几乎没人吃亏。

不能有效解决问题有很多因素,比如一般来说,当一个国家如果由于全球化,饼做大,直接受益的人不愿意把自己变大份额里切出一块分给受损的人。他觉得做大是自己的本事,是靠自己的辛劳和创造力。那受损的人就会觉得只有强烈反对开放贸易和资本账户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所以,反全球化声音后面反映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关于利益分配的谈判失败。

Rodrik 的“三元悖论”是说在现有情况下,分配机制不太有效,也就不能几者兼得。反过来,如果这个社会能够找到办法有效解决分配问题,“三元悖论”就不会像Rodrik想象那么紧张。比如很多国家曾经成功解决分配机制问题,像中国加入WTO,降低关税壁垒,引发经济结构变化,速度和规模超过大多数国家迎合全球化带来的变化。以前中国有很多行业,尤其制造业里效率比较低的国有企业,入世之后它们就萎缩了,工人也没了工作。但是20年来,中国几乎没有出现失业猛升的现象。重要的原因是在大的经济结构变化之际,中国相对于许多其他国家而言,比较好地注意到了再分配的问题。

举一个例子,印度在2021年11月取消了一个农业改革法案。印度农业有很多低效率的做法,比如全国统购统销粮食。这和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的粮食统购统销有什么区别?中国以前的统购统销是以低于市场价格收购农民产品,以剪刀差补偿工业。印度倒过来,统购统销是以高于市场价格收购农产品。为什么?因为印度农村选民多,为了讨好选民,所以农产品收购价高于市场价格。但是,不管低于还是高于市场价格,都会造成资源分配扭曲,效率变低。

而且,国家统购统销,愿意出高价买某些农产品,造成一些低效率的农民积极性过高,产量太多;反过来,国家没有统购统销政策的产品,即使城里老百姓需要,农民可能也不去生产。所以莫迪政府从上台时就说,我要做改革,其中一项改革要取消国家在农村的统购统销,让城里超市等民营机构直接向农民买。他跟农民说,城里人愿意买什么,你就生产什么。他愿意出什么价格,你就跟他讨论,市场决定这个价格。结果,印度农民反对。原因很简单,他们觉得政府一旦撤掉统购统销,许多农产品价格会跌,所以不愿意。农民就把拖拉机开到首都,牛赶到首都,把路挡下来,游行持续一年。在新冠疫情之下,农民仍在首都扎营,即使死了很多人,还有人继续留守。直到总理终于宣布撤掉改革,理由是太多农民反对。


这不是一个全球化的例子,但它是经济改革利益分配的例子。这个改革的目标是通过取消非市场化行为,把饼做得更大,但在饼做大过程中,农民觉得吃亏,所以反对。类似的改革,中国这方面做得就很有创造性,叫双轨制。怎么做呢?取消非市场统购统销是目标,但达到这个目标,有一个过渡阶段,做双轨制。

如果中国派个顾问去印度,可能会这样设计,比如接下来5年,我答应你的统购统销继续做,农民不用担心吃亏。但是,我承诺收购的量,限制在2019年的水平。不多买也不少买。接下来你要生产什么,你去跟城里超市商量。他们要以什么价格买,你跟他们商量。这样,没有农民吃亏,因为国家保证原来价格,而且农民可以做得更好,因为国家收购种类有限,农民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做更多东西。

中国做得好的改革往往是同时既把效率提高,同时又把利益受损者数量降到最低。这种改革方式是中国过去40多年的重要经验,值得很多国家思考借鉴。


小鸟文学:在《寻找经济最优解》中,杨国华教授将中国试图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称为“第二次入世”。2021年9月,中国已正式提出申请。不知道你怎么看待其影响?与此相关,11年前你编了一本《全球贸易中的中国角色》。相比过去,你现在怎么看全球贸易中的中国角色?

魏尚进:把加入CPTPP比作第二次入世,我觉得有道理。显然,加入CPTPP和加入WTO不完全一样,但为了加入CPTPP,需要做的不仅仅是需要降低产品上的关税,不仅仅是需要降低进口壁垒,更加重要的是在有些规则上做改革。这些改革要求短期看很痛苦,比如政府对企业的补贴行为在加入CPTPP之后会有很多规定,这个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

我前面说,中国对企业管理的规则,因为加入WTO变得更加透明,最后受益者主要不是跨国公司,而是国内企业,所以加入CPTPP可能会有类似情况,对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或许会带来更多益处。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入CPTPP可能类似于第二次入世。

相对于11年前全球贸易中的中国角色,一个重要的变化是经济体量、贸易量、投资量变大,更加具体来说,中国的比较优势在发生变化。十几年前,中国正向世界上第一制造业大国迈进,在越来越多的领域成为世界工厂。但是,由于过去4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功、加上人口结构的变化,使得中国劳工成本上升很快。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劳工成本比大多数国家的都低,包括比大多数非洲国家、南亚国家的劳工成本都低。今天反过来,中国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劳工成本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要高。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带来比较优势变化,从而带来经济结构变化。第二,进出口平衡情况也发生很大变化。十几年前,中国贸易顺差不断扩大,但在过去几年,中国的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不断缩小,进出口变得更加平衡。现在强调所谓双循环,也是因为中国经济体量变化,造成后果之一是国内市场的重要性上升,国内创新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也在上升。从这几个角度来看,今天的中国经济以及中国参与全球化的角色和11年前发生很大变化。中国过去40多年的一个重要经验是,改革对中国很重要,开放对中国很重要;接下来改革和开放也很重要,但是具体的改革和开放的内容会随着比较优势、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而变化。经济发展是动态的,所以不断在经济发展中寻找还有什么资源配置不太有效率的地方,可以通过改革把它解决掉。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也是动态的,在不同阶段、行业也不一样,需要不断探索。监管不到位或监管越位,都对经济不利。


小鸟文学:刚才聊到中国劳工成本上升的问题,其实这几年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贫富差距和阶层跃迁困难越来越成为热议话题。像2020年两会提及的我国约有6亿人口月均收入1000元,2021年政府着重强调“共同富裕”。在《寻找经济最优解》中,你和李实、甘犁、陈志武都讨论了相关问题,比如甘犁称政府要改良二次分配政策,更多补贴低收入人群等;陈志武认为守住消费差距是关键。我比较好奇,你怎么看中国的贫富差距和阶层跃迁困难之类的问题?

魏尚进:在经济增长中出现不同群体收入或财富增长速度不一样,经常发生。不仅在中国,大多数国家都会有这样的情况,而且要强制各个群体收入一样速度增长,反而可能对总体经济增长不好,比如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经济是各个群体的收入增长相对平均,大家都是低增长。显然,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经济要比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经济强大很多,所以问题不在于经济增长中出现收入和财富的不同增长,问题是说你做什么样的调节,使得财富不均不会无限扩张,同时又不对经济增长造成太大负面影响。

这告诉我们需要做几件事情,一个是说刚才说的,怎么再分配,使得饼做大以后,让绝大多数群体都能受益。另外一块,要强调对低收入群体的技能培训,怎么让他们能够有机会享受到比较好的教育水平,尤其他们子女的教育与技能培养。比如中国的边远地区教育资源比较差,也有研究者注意到在中国农村,高中阶段的教育尤其薄弱,这方面需要加强。

第三个,经济结构的转型带来再就业要求,社会怎么提供更好的再就业帮助,减少结构转型中的转型成本。

如果把这三方面——再分配,对低收入群体的教育和技能培训,以及对再就业人群的帮助——做好,原则上只要增长比较好,就可以把良好的增长转化成社会上绝大多数群体都受益。



小鸟文学:
关于教育,我挺有感触,记得你在书中也提到,根据教育部2019年的数据,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逾5万亿元,占GDP的4.04%。在世界有可比数据的190个国家和地区中,4.04%这个数字居110位。而且,虽然中国的教育投入逐年增长,尤其学前教育增幅最大,但资金的落地和成效还不尽如人意。

其实不只是教育,再就业、再分配这些都属于民生支出。但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来说,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养老方面的政府平均支出占到GDP的24%,而中国只有13%。所以不少经济学者都建议中国政府要加大民生支出,这又和地方政府的角色,尤其过往发展模式带来的债务问题相关。

对中国经济来说,因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带来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非常严重。中国政府宣布将实行房地产税试点,房子在今年又成为关注焦点,想问你有什么观察和想法吗?

魏尚进:我觉得房地产税对中国有三个重要性,一个是房地产税收上来以后,应该可以优化很多地方政府的收入结构,使得它们不依赖卖地作为收入重要来源。另外,刚才我们提到财富分配的问题,其实房地产税也是调节家庭财富分配的工具。因为房地产中的财富是中国很多家庭财富中的大头,尤其一家有房子,另一家没房子,两者之间的财富水平可以随着房价变化拉得越来越远。

第三点,房地产税如果设计得好,实行得好,能够降低房地产市场的一些投机需求和投机性价格上涨,也会为接下来年轻人买房子创造更有利条件。年轻人觉得买房子有希望,一定会带来社会长期稳定。

从这几个角度来说,房地产税很重要,而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有房地产税,所以从概念上说,这不是新税种,从实践上说,中国也不需要发明太多东西,征收房地产税是比较成熟的做法。之所以中国这个讨论得比较晚,是因为中国内地房地产市场早期发展时主要借用香港地区的模式。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收入里卖地是重要一块,由于卖地卖得收入好,不需要通过房地产税作为主要收入来源,而且香港地区对财富分配相对来说不是特别重视。所以中国内地的房地产市场早期发展借用香港模式,好处是当时有现成模式可以用,但今天发现香港模式对接下来的发展不太适用,需要调整。

房地产税对其他国家来说是比较成熟的工具,有非常多经验可以借鉴。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怎么从香港地区的模式转化到其他国家的模式,这里面有转化成本。很多人说,我在买房子时,你没告诉我有房地产税,怎么忽然要征房地产税?有房子的人都会反对,所以目前就出现在什么情况下房地产税可以减免的各种各样的讨论。

但是,这些转型成本早晚得绕过去。刚刚通过的法律是让地方继续做试点,虽然重庆和上海已经试点一段时间,新的法律要在更多地方试点。更多地方试点实际上就是希望各地使用创造力解决问题。实行房地产税的最终目标很明确,而且对社会来说很重要,但怎么做能够尽量减少那些认为自己会在房地产税改革里吃亏人群的利益受损,希望地方政府能做些创造性实验,但我想必要性很明确,早晚需要做下来。有些地方政府会说免掉第一套房的税,其实执行成本很高,而且执行成本高的做法往往会引发一些新的不公平现象,因为要去审核什么人、什么房子符合或者不符合免税要求,里面会出现很多寻租可能,反而比较麻烦,所以最后我猜测比较可行、有效率的做法是,如果要减免,减免规则一定要简单透明,不太容易被操纵。

也可以考虑短期之内对哪些家庭,比如因为征收房地产税对他们财富或者收入有很大冲击,可能需要做一些过渡性补偿。但是,从方向上来说,中国肯定早晚会实行房地产税,而且最后实行,一定是普及性实行,不能有太多各种各样复杂规则所规定的减免办法。

小鸟文学:对于近代以来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很多人称之为“奇迹”,并概括为“中国模式”或“东亚模式”。你认为存在吗?

魏尚进: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率,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速度,在世界过去40多年间比较少见。这是事实。怎么达到?重视投资、重视积累不会是我的概括,我会概括说,中国的经验并不是中国发明新的经济学规律,而是中国把经济学里面一些重要规律发挥得特别好。

我理解中国经验里面至少有三大点很重要。第一点,哪个企业、哪个个人能够为社会创造价值,该个人、该企业就应该得到回报,而且回报的大小基本上要和该个人或该企业对社会贡献的价值成正比。这是过去40多年中国经验印证的重要规律。改革前和改革后这方面很不一样,改革前,能够创造价值的个人不一定得到回报;改革后,重要一点就是两者挂钩。

第二个,拥抱比较优势。不同国家不同阶段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中国在改革开放前闭关自守,不遵循比较优势,人多,大家都穷。广东一个低工资工人生产的东西和浙江另外一个低工资的工人相互竞争,大家的东西都卖不出好价格。改革开放,尤其是开放,给中国带来的重要变化是什么?中国广东与浙江把利用比较廉价的劳工生产出来的东西卖给美国人、欧洲人,他们愿意付很高的价格,远远高于湖南人、贵州人等。拥抱比较优势带来了收入的快速增长。

反过来,中国闭关自守时,不仅仅是低工资工人生产出的东西只能卖给其他低工资的人,而且我要强迫自己做没有本事做的东西,生产很多化学产品、机器产品、资本密集型产品。我们没什么比较优势生产,成本很高,结果发现如果只做有比较优势的东西,然后用我的收入从美国、欧洲、日本买我们没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同样的东西,他们卖给我们要便宜很多。这两件事情做好,而且把规模做大,中国人均收入就上去了。中国人均收入之所以能每7年翻1倍,和中国及时拥抱比较优势不可分割。

第三个,在做改革时,注意前面讲的利益分配与共享问题,双轨制等做法体现兼顾效率和公平的思想。尽管具体做法,中国有继续改善空间,但和许多国家相比,做得相对较好。中国40多年来经济结构发生无数变化,也接受过许多负面冲击,即使亚洲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到来,失业率也没到百分之十几。这是政策执行过程中,有很多对冲负面冲击的做法,有很多改革具体设计,使得在把饼做大同时尽量缩小利益受损者数量,或者出现利益受损者,也尽早给他们提供适当补偿。

中国为什么过去40多年和改革开放前相比有很大变化,就是因为改革开放后这三点做得比较好。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这三点也很明显。比如东亚其他出现所谓经济奇迹的国家,往往也是这三点做得比较好。有很多发展中国家做得不太好,像刚才讲的印度就是第三点没做很好,但印度现在在拥抱比较优势上正在做很多改革。反过来,接下来中国能不能保持相对中高速增长,部分取决于能否继续把这三点做好,具体做法在不同阶段的具体表现形式不一样,但原则都一样。

* 本文根据小鸟文学采访《加入世贸组织20年,中国做对了什么?》删减编辑,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现年57岁的魏尚进是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外交与公共政策学院终身讲席教授,兼任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中国经济研究组主任等职。他生于上海,先后毕业于复旦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992年博士毕业后,他成为哈佛大学第一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生的经济学专业正式教师,后曾任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也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工作过。

他的研究涵盖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中国经济等领域,有关逃税、腐败和投资、贸易自由化、性别失衡与储蓄率等研究具有很大影响力,是国际上高引用率文章最多的华人经济学家,在中国曾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两次)、当代经济学奖等殊荣,著有《经济全球化:金融、贸易与政策改革》,编有《全球贸易中的中国角色》等。以中国性别失衡的相关研究为例,魏尚进和合作者十多年来阐述了年轻人性别失衡对经济增长、储蓄率、贸易逆差、房价等多个问题可能带来的巨大甚至意想不到的影响。他们认为,中国的性别失衡意味着一部分适龄男性没办法娶妻。适龄男性们不得不为自己在婚姻市场中争取更大竞争优势,努力增加储蓄。这增加了居民储蓄率,也推高了房价。性别失衡导致的婚配竞争,还驱动更多人冒更大风险成为企业家,在一定程度上驱动经济增长,但这种增长减少了人们的幸福感,因为额外的辛苦工作和冒险行为并不能降低人口中非自愿单身的数量。

为了解决中国人口中的性别失衡和老龄化问题,他建议政府做几件事:第一,取消对每个家庭生育孩子的数量限制;第二,对生女孩的家庭给予更多的奖励和补贴;第三,从多方面提高和保障女性权利,提高其社会和经济地位。

2021年6月末,魏尚进出版了一本中文的经济学普及读物《寻找经济最优解》,探讨了中国和世界经济的诸多热点问题,其核心是帮助读者学习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有些人认为经济学只强调效率而忽略社会公平或类似于气候变化的其他社会目标。这是对经济学狭隘的认识。经济学最重要的思维方式就是认识到在资源总量有限的约束条件下找最优解,其目标函数可以涵盖社会公平与人类长期生存。”他在书中写道。